导读：凭证财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周全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件划定，自2016年5月1日起，周全推开营改增试点。在商事运动中，经常有先开票后付款、亦有先付款后开票；同时尚有先开票、后交付货物（提供效劳）或先交付货物后开票，情形纷歧而足。
那么营改增后，关于增值税使用历程中事实需要注重哪些执法问题？企业在谋划中若不注重这些问题，可能会亏损（以生意条约纠纷为例）。
1、在买受人否定双方之间保存生意关系的情形下，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单独作为认定双方生意关系保存的依据？
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是生意双方的结算凭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形下，并缺乏以证实双方保存生意关系。但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但纪录有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目，还标明晰单价和金额，一旦由买受人向税务机关举行申报抵扣，自己就是对双方生意关系的一种自认。因此，出卖人若是提供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实文件，该证据就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印证，在买受人不可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法院应当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划定》第72条第1款划定，认定双方保存生意关系。
2、在买受人抗辩未收到货物而无付款义务的情形下，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记账联和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实文件，能否作为认定出卖人已推行了交货义务的依据？
买受人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税款，虽然与收到对方货物之间有相当的联系，但还不具有绝对的、一定的对应关系。商事主体，在商事运动中应目今遵照严酷的财务纪律，买受人已经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其财务帐册上应有响应的纪录和财务凭证。因此，出卖人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实文件，买受人在其有能力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申报抵扣的合理理由情形下，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划定》第75条的划定，推定出卖人已推行了交货义务。
法院应当要求出卖人，对仅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实文件的情形做出合明确释，并审查其合理性。同时，要只管视察网络相关证据，举行综合审查判断。
3、在出卖人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的情形下，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实文件，能否证实买受人已经推行了付款义务？
在生意条约中，因增值税专用发票纪录的周全性，它就具有了确定最终应付货款准确数额的作用。一样平常情形下，在交付货物的同时，或者在交付货物后、最迟在结算之前，由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买受人再依据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确定的货款数额举行结算。故仅有出卖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纵然有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实文件，也缺乏以证实买受人已经推行了付款义务。
可是凭证生意条约当事人的生意营业习惯和条约约定，是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付款凭证的，可以认定买受人已经推行了付款义务。
法院应当要求出卖人，对仅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实文件的情形做出合明确释，并审查其合理性。同时，要只管视察网络相关证据，举行综合审查判断。
4、买受人支付货款后，出卖人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买受人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出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法院是否应予受理？
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法》第136条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划定》第10条的划定，出卖人给付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法界说务，是出卖人必需推行的生意条约的从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从给付义务与主给付义务联系更为亲近，其保存的目的就是在于津贴主给付的功效，而附随义务是帮手实现给付义务的。在生意条约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提供与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交货，关系最为亲近，事关买受人利益的实现。若是出卖人不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买受人的进项税额一部分就不可抵扣，其权力就受到损害。以是买受人可以单独诉请出卖人推行给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从给付义务，对此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以下：以案说法
增值税发票已认证抵扣，能否证实收到响应的货物
企业在谋划中，经常有先开票后付款、亦有先付款后开票；同时尚有先开票、后交付货物或先交付货物后开票，情形纷歧而足，可是卖方在开具增值税发票后，买方已治理认证抵扣，那么是否视为买方已收到响应的货物？且看本案买方在认证抵扣增值税发票后，以未收到货物为由拒付货款是否建设？
案情简介
2008年6月5日，某模具有限公司（下称“模具公司”）向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下称“汽配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份，票面金额297,000元。汽配公司在收到增值税发票后，即治理相关增值税发票税款认证抵扣手续。2009年7月27日模具公司诉至法院称：2008年5月5日，模具公司与汽配公司之间口头约定模具公司向汽配公司供应一批模具，条约价值297,000元，条约约定了货到后付款90%，余款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为一年。模具公司称其已于2008年5月28日向汽配公司供货，汽配公司至今未支付货款，要求汽配公司全额支付货款人民币297,000元。
汽配公司辩称，其与模具公司之间没有生意关系，也从未收到模具公司提供的货物，之以是模具公司向汽配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受第三方某装备有限公司指示，而代开给汽配公司，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模具公司所有诉请。但汽配公司未能就第三方指示代开增值税发票一事举行举证。
法院讯断
法院在审理后以为，本案的焦点是模具公司是否已经供货及汽配公司是否已经收到货物，可是从汽配公司接受了模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且举行了认证抵扣，并且在认证抵扣后至模具公司诉讼前从未向模具公司提起异议，关于汽配公司未收到货物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法院遂讯断支持模具公司的所有诉请。
状师析案
本案是一起典范的以增值税发票作为唯一证据的生意条约纠纷的案件，至于模具公司与汽配公司之间是否保存真实的生意关系及模具公司是否向汽配公司供货无法查证，生怕只有当事人心中最为清晰，无论是法官照旧状师都无法还原事实，可是这类生意条约案件法院要么支持模具公司的诉讼请求，要么驳回模具公司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业内保存两种差别的执法意见：
一种意见以为：本案供货方模具公司未能就其是否推行供货义务的事实举行举证，应该肩负响应的倒运效果，且现实商业生意营业中，保存票随货走，但也保存先供货再开票，或先开票后供货，甚至保存许多代开发票征象，情形纷歧而足。因此，增值税发票一样平常不可单独作为货物交付的证据。故本案法院应驳回模具公司的诉请。
另一种意见以为：增值税发票是兼记供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正当证实，在无其他的证据的情形下，若购货方已将增值税发票认证抵扣，则应视为其已收到响应的货物，且有响应的执法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治理步伐实验细则》第33条划定“填开发票的单位和小我私人必需在爆发谋划营业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爆发谋划营业一律禁绝开具发票”，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强增值税征收治理事情的通知》［国税发（1995）15号］划定 “工业生产企业购进货物（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用度），必需在购进的货物已履历收入库后，才华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物尚未抵达企业或尚未验收入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因此本案应支持供货方的诉请。
笔者以为，关于以上两种执法意见均有其原理。可是，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形下，应综合当事人的约定、商业老例和生意营业习惯等因向来加以认定，若当事人之间系第一次生意营业，则只能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来认定谁提供的证据更有证实力，虽然第二种意见以为有响应的执法依据，可是所依据的规则及规章制度均只是增值税发票的治理制度，而不可反应现实生意营业状态。因此，本案在是不可查清是否供货的情形下，在其时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划定》来判断谁提供的证据更有证实力，凭证该划定第73条第1款“双方当事人对统一事实划分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团结案件情形，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实力是否显着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实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即民事诉讼证据中高度“盖然性”规则。
所谓高度盖然性规则，即凭证事物生长的高度概率举行判断的一种熟悉要领，是人们在对事物的熟悉达不到逻辑一定性条件时不得不接纳的一种熟悉手段。高度盖然性规则运用到民事案件中，就是在证据看待证事实的证实无法抵达确实充分的情形下，若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实该事实爆发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定。
因此，在本案中，汽配公司无法对自己的主张举行举证的情形下，法院凭证高度盖然性规则加以裁判，切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可是我们必需注重到，本案爆发在2009年，其最终讯断效果与汽配公司抗辩不无关系。本案汽配公司未能就其抗辩事由举行举证，若汽配公司直接认可一经双方有过口头约定，可是模具公司未能供货，则模具公司应就其供货的事实举行举证。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生意条约纠纷案件适用执法问题的诠释》，其中该司法诠释第八条第一款划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实其已推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该条划定明确了作为供货一方的举证责任。
执法危害提醒
本案虽然是个简朴的增值税发票的案例，若本案的事实就如汽配公司所述，本案汽配公司虽然抵扣了部分税款，却支付了惨重的经济价钱。因此建议企业之间在开展生意等营业运动中，应重视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保管、交接、认证、抵扣等事务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同时作为供货方应完善货物交接纪录，坚持相关供货证据，不然即便开具增值税发票，购货方举行税款抵扣，一旦购货方予以否定供货的事实，可能会肩负响应的倒运效果。
